明至万历年间，三大征，或为国本之争，大事记甚多。尽管闹腾得很厉害，但对底层人民的影响却不大。
那时候，人们已有余裕在外谋生，参加一些业余娱乐活动，如赌博，看戏，听小说。那时候，说书先生所说的四部小说，就是后来的“四大奇书”——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。武松在后两本书中都是重要人物，但在这两本书中，武松的形象却完全不同。
《水浒传》中英雄
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，除了打虎，就是在柴进庄子上露面的宋江，立刻让人看了一眼。宋江挥霍无度，买通李逵，李逵是在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兄弟！
宋江慧眼识英雄，对[文]武松的关切比李逵多[章]了很多，武松当时得[来]了疟疾，宋江不但自[自]己掏腰包，还亲自煎[历]药喂药！尽管如此，[史]武松仍只是感动，后[大]期更是带头挺身而出[全]，坚决地反对宋江招[网]安。
与林冲的忍准狠相比，鲁达的大智慧，武松的坚持原则，立场鲜明倒可爱了许多。
在这本书中，施耐庵对武松的印象很深，从景阳冈打虎，到蒋门神醉打，再到飞云浦喧嚣，鸳鸯楼血战，最后落草梁山，武松出场次数不仅比林冲等人多，而且比宋江还多。(就连俞万春的《荡寇志》，也不敢把武松暗化，具体情节可以自己看)
而且在武松被逼上二[文]龙山之前，做都头的[章]小官，让人看到了他[来]的高情商。
当阳谷知县抬起他的[自]时候，脑袋一转，武[历]松那一瞬间就想：当[史]初宋江不也是在县里[大]工作的吗，出手阔绰[全]，受人尊敬，我做武[网]松的头也能做得到，[文]威风凛凛，处理私事[章]有士卒侍候...
发现哥哥惨死后，他[来]的高情商表现得更为[自]明显。他不像李逵那[历]样粗鲁粗暴，直截了[史]当。相反，他们开始[大]调查，生了什么病，[全]吃了什么药，谁开的[网]药，谁送出去的…
从收集证据，到直接接掌两名主要罪犯，武松既不会累坏目击者，也不会让邻居们觉得他是个杀人狂，更不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做人的后路。
要紧的是一家人提着[文]西门庆的头去投案，[章]收获的是围观群众的[来]欢呼，即使是自首，[自]也那么酷。
去梁山征讨后，武松[历]对宋江说：“弟今已[史]残废，不愿去京朝觐[大]。把身边的金银赏赐[全]，全纳这座六和寺里[网]，陪堂公共，已是清[文]闲之人，很好。
舍弃屠刀立地成佛，这就是英雄的结局。武松在《水浒传》中可谓情义两全，且进退有度，是一个好汉子。
金瓶梅中蠢笨的武松
与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形象很立体不同，《金瓶梅》中的武松形象却可以用“蠢”来粗鲁地形容。作者在借鉴《水浒传》的同时，对《金瓶梅》作了合理的修改。
以武大郎之死为例，[章]武松在《水浒传》中[来]没有了人证物证，先[自]走也是一条“官道”[历]：写状子，告状。尽[史]管同是跑去告状，却[大]因官府上下都已被西[全]门庆打点好了，而求[网]告无门的情况下，跑[文]到狮子楼去找西门庆[章]。但在《金瓶梅》中[来]，却因李外传而为西[自]门庆通风报信，被西[历]门庆抢走。
没抓到西门庆，就拿[史]没及跑的李外传出气[大]，一把将他扔下狮子[全]楼，还特地跑来补刀[网]，直接将李外传踢死[文]。
这儿的武松却比《水浒传》里的武松还要凶狠残忍。
即使你怀疑他给你的[章]假消息让西门庆走人[来]，这样的做法也太过[自]分了吧？
还有一种冷酷，做事不留情，不分先后，正是《金瓶梅》中武松的最大特点。
后情节中，作者还特别提及武松杀死押解他的两个公人后，潜回孟州杀死张都监、蒋门神全家老小的情节。尽管这也可以解释为对《水浒传》相关情节的呼应，但毫无疑问，这又一次强化了武松杀人、下手没分寸的人设。
莽撞，憨直，有勇无谋，简直就是李逵的附体了。
潘金莲和武氏兄弟在[历]描写情节上，特意加[史]入了迎儿这一角色，[大]这是《水浒传》中所[全]没有的。
自从武松用血腥手段杀死潘金莲和王婆后，一直没有露面的迎儿，胆怯的向武松这位亲叔父说出了书中唯一的一句话：“叔叔，我也怕了”。
她没有感觉到父仇得报的畅快，只感到了恐惧。
通过这句话，作者成[网]功地描绘了迎儿怯懦[文]善良的性格，对于如[章]此明显缺乏谋生手段[来]的小侄女，武松有何[自]反应？
没能替死去的哥哥照[历]顾她，带她一起远游[史]，也没能为她找到一[大]个好家庭，至少让她[全]能过上安定的生活。[网]
只说了一句：“孩子[文]，我顾不上你了”，[章]就夺门而出，甚至于[来]在夺门之时，还不忘[自]把自己带回来的那两[历]块银元，都没有给无[史]依无靠的小侄女留下[大]一点生活费。
透过武松对小侄女的态度，毫无疑问，我们可以坐实武松这个人心中亲情比不上自身重要。
为什么英雄会变成狗熊？
在《水浒传》中，从“个人秀”到“金瓶梅”被群嘲，武松为什么变得如此多变？兰陵笑笑生把武松这个声名显赫的英雄拖出来搞砸了，是不是个恶作剧？
要分析这个问题，需[全]要从两本书的时代入[网]手。
明代中后期，《水浒传》成书，《金瓶梅》是在明末成书的，这两个时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但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自大明开国百年以来，人口不断增加，财富不断增加，商业的发展势不可挡。就连许多士人，都已将经商作为科举之外的第二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有一方麟，在苏州府[文]昆山县读书，初出茅[章]庐，后弃学到公公家[来]经商，有人问他：“[自]子乃去士而从商乎？[历]这句话意思是你怎么[史]能丢掉读者的饭碗去[大]做些低级的工作呢？[全]
方麟回答说：“子乌知士之不为商，而商之不为士乎？也就是说，你只知道读书的人不屑做生意，而不知道商人也不屑读书。
这种思想打破了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，读书做官不再是所有人的唯一选择，在那些投资少、见效快的行业面前，仕途也显得黯淡无光。
西门庆在《金瓶梅》[网]中说：“西门庆是一[文]位成功的商人，他以[章]家族积聚的大笔财富[来]，与豪族仕绅通婚，[自]与朝廷高官谈笑。”[历]
钱铺就的关系让想为[史]武松翻案的东平知府[大]陈文昭竟也无能为力[全]。
那时候，有一句流行[网]语，叫“火到猪头烂[文]，钱到公事上”，“[章]凭你这世上稀奇古怪[来]的东西，有了钱，哪[自]样不做呢？”
毋庸置疑，当时社会上对西门庆这样的人，定义是“成功者”。当整个社会开始向金钱和权力靠拢时，像武松那样的个人英雄们的星光就黯淡了。
大明草根社会就是这[历]样出现的，朝廷就是[史]这样的上层建筑。张[大]居正死后被清算，告[全]诉了那个时代不需要[网]认真做事的人；海瑞[文]被嘲弄，说明了即使[章]能力有争议，保留着[来]基本良心，两袖清风[自]，在那个时代也是另[历]一种选择。
就连当代，当屠呦呦获得诺奖时，至今还没有评上院士，但已经被茅台的工程师列入候选人名单时，我们是否应该深入思考一下这一现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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