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入咀嚼数据的价值，让Capital One弯道超车，赢得了大量无法在花旗、运通、巴莱克等主流商业银行获得开户资格的中低收入用户，而「对照试验策略」产生的试错成本，也使Capital One早期的坏账率高达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之多，在抵达「成功」之前，管理团队的经营压力极大。

胡丹认为，三个因素决定了Capital One只会变得越来越强：

其一，是数据本身的存量越大，它的精度一定会越高，每一次犯错，都会让数据产生记忆并不再掉进同一个陷阱;

其二，计算机的发展，会持续解放机器的计算能力，算法亦将日趋聪明，就像在十年前，根本无法想象能有机器可以在与人类的围棋对弈中获胜;

其三，互联网的兴起，带来测试成本的急剧降低，软件或是网页的交互和监测，远比其他渠道要来得廉价。

与美国相比，中国的信贷市场仍显稚嫩，甚至直到2009年，「消费金融」这个专有名词才被中国用户写入百度百科的词条中。在15亿的总人口中信用卡持卡比例不足20%的背景下，胡丹认为这是一个空前浩瀚的蓝海，而Capital One的奇迹，也一定会在东方重演。

硅谷有着成熟的华人文化圈，经过梁建章的推荐，胡丹认识了沈南鹏，并在后者的盛情邀请下加入红杉资本，重回中国。

先后就职于顶级的咨询公司和顶级的投资公司，胡丹分别从中领会到了对于「方法」和「变化」的敬畏：

「麦肯锡的思维训练非常厉害，我们内部叫坐着直升飞机去看世界，它的方法论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公司，就是基于多年以来积累下的缜密思维。到了红杉之后，发现很多创业公司其实都很难像以前研究世界五百强那样，容易找到对标和案例，你做的也不是纯粹的服务工作，所以更多的是要去承担风险、代入思考。」

很多被投的创业者喜欢在凌晨时分给胡丹打电话，一顿诉苦下来就是一个多钟头，也不期待回答，这让他曾经感到不可思议。

创业之后，胡丹突然理解了这种情绪，当「买单侠」的团队从十几个人迅速增长到三百多人之后，他发现自己也陷进了美团创始人王兴所说的那种「适度焦虑」当中，也唯独到了此时，才会发现宁可将感性的那一面展示给有着距离的投资人看，而不能轻易暴露在团队眼前。

在率领「买单侠」成长的过程中，胡丹需要同时接触两类极端的人群，一类是由整个社会体系筛选出来的优秀分子，把他们招揽进来，另一类则更加贴近社会的中下层，那些消费能力不足却又对生活品质有着一定期待的年轻蓝领，是「买单侠」的服务群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