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西晋接连不断的内乱已使统治者丧失了处理内迁民族问题的自信心，他们害怕少数民族内迁威胁他们的统治，所以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态度是坚决拒绝，而且要把他们赶出去。早在西晋灭东吴(280年)之后，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，提出要解决少数民族内迁问题，说：“戎狄强犷，历古为患。魏初人寡，西北诸郡皆为戎居。今虽服从，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……宜及平吴之威，谋臣猛将之略，出北地、西河、安定，复上郡，实冯翊，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，徙三河、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。裔不乱华……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，万世之长策也。”

郭钦的上书，杀气腾腾，把少数民族视为洪水猛兽。郭钦的建议虽然符合当时朝廷的意愿，但真正实施可就困难了。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迁到内地的，人数众多，分散各地，与汉族杂处，不可能将他们再迁回。

由于西晋政府不能善待少数民族，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，激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，他们不断起义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。比如匈奴人郝散、郝度元，氐人齐万年等都是带领少数民族起义的首领。

而晋王室内部由于爆发八王之乱，兵力分散，镇压少数民族起义没有取得成功，民族矛盾越发尖锐。元康九年(299年)，大臣江统写《徙戎论》，上书朝廷，再次呼吁朝廷把少数民族迁回故地。文章对少数民族持有强烈的偏见，竟然说：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戎狄志态，不与华同。”还说：“关中之八百余万口，率其少多，戎狄居半。”称戎狄是“人面兽心”，建议摒除胡人，“今我迁之，传食而至，附其种族，自使相赡，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，此为济行者以廪粮，遗居者以积仓，宽关中之逼，去盗贼之原，除旦夕之损，建终年之益。若惮暂举之小劳，而忘永逸之弘策;惜日月之烦苦，而遗累世之寇敌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，创业垂统，崇基拓迹，谋及子孙者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