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是年轻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。由于住房、教育、医疗价格上涨等原因,人们抚养孩子的成本大大提高了,严重压抑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。2022年1月20日 ,在国家卫健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,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介绍,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,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, 2017年调查为1.76个, 2019年调查为1.73个, 2021年调查降到1.64个。

　　公开资料显示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,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高时,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,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。然而,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低时,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,却收效甚微。例如,韩国和新加坡近年来都大力鼓励生育,但生育率却没有明显提高。

　　202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跌到0.84 ,为全球最低。提升生育率是一道“综合题”, 必须打出“组合拳'才能达到应有效果。世界各国为了提升生育率,既有成功的范例,也有更多失败的例子。例如,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鼓励生育的效果收效甚微,而法国和北欧国家鼓励生育则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,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生育和抚养孩子、妇女参加就业、平衡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都享受福利补贴。

　　黄细花建议,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。现在提“三孩政策”,会给人们一种错误的印象 ,认为生育四孩是违反政策的。虽然现在有意愿生育四孩及以上的夫妇占少数,但鼓励生育不限多少胎,更符合国情发展。中国正处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的重要节点,目前20岁到39岁生育高峰年龄的人群队列规模和比重都在下降,建议国家发改委组织开展专题调研,尽早放开生育政策的限制。

　　此外,应加大转变生育观念宣传。过去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三十多年里,从报纸、杂志、电台、电视台,到居委会的宣传栏,都充斥了计划生育的宣传, 许多中国人也接受了”只生一 一个好”的生育观念。要扭转这种观念,国家卫健委要从过去宣传“只生一个好” 转变为宣传“多生孩子利国利民”。她还建议发放育儿补贴。”放开了” 仍然“不愿生”, 表明政策限制只是“生育堵点”之一 ,担心“生得起、养不起”等经济社会因素才是影响生育的更大“堵点”。直接的办法,可考虑发放生育补贴。例如,每个孩子,从出生到满6周岁时,国家财政每月发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,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。

　　加大政策托举力度也是重要手段。她建议,国家财政部、教育部、税务部]可研究实打实地给予家庭帮助,鼓励积极生育。托幼方面,可考虑实施入托儿所、幼儿园等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;产方面,对于三孩及以上家庭,可以返还或直接减免其房贷利息的50% ;医疗面，可进一步提高婴幼儿入院治疗报销比例。

　　黄细花建议,女职应享受全额带薪产假,且重返工作岗位时累计工龄。目前各省份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均延长了产假,但如果延长产假的成本由企业负担，那么企业为了节省人力资源成本,就会尽量不招聘女职工。因此，国家财政应承担延长产假的成本,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。

　　她还注意到,随着女性教育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，中国城市里的大龄末婚女性也越来越多,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孩子的未婚女性,为此,国家卫健委、妇联应出台政策允许单女性享有与已婚女性一样的生育权利和福利。